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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将打工经历写成小说 已进广州市工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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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0-07-14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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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32岁的四川人周述恒到广州市工会工作刚满一个月。” 由于在建筑领域工作经验较多，周述恒被分配到广州市工会下面的建筑工会部门，一个部门共4人，事情不太多，初期主要是了解情况。
7月14日，32岁的四川人周述恒到广州市工会工作刚满一个月。此前的他，是福州市一名默默无闻的农民工，在异乡打工12年，总计待过近百家工厂。
他做过车间操作工，蹬过三轮车，摆过地摊，当过保安，送过报纸……业余还挤出时间拿起了笔。
2009年，爱好文学的他把数年打工的辛酸血泪写成46万字的纪实体小说《中国式民工》。正是媒体对这本书的广泛报道，让广州市工会了解到他，并跨省将他“挖”走，想凭借他对民工心理的熟悉，推进当地农民工关怀等相关工作。
“工会力量的增强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作1个月后，周述恒建议赋予工会更大的责任，以及代表工人的真正权力。
清闲的工会工作
在决定来广州工作前，晃荡惯了的周述恒提前做过调研。“我来到广州，发现他们挺有诚意，再加上我确实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想为农民工多做一点实事。”
由于在建筑领域工作经验较多，周述恒被分配到广州市工会下面的建筑工会部门，一个部门共4人，事情不太多，初期主要是了解情况。
这一个月，他已经和同事们到基层工地慰问了5次，每次随行都带上洗衣粉、菊花茶等送给工友们。
一次到建筑工地慰问，工人在聊天时悄声对他抱怨：“这么热的天，凉茶也不烧给大家喝。”当时正冒着汗珠的他的确感同身受，事后他将工人这条意见反馈给了领导。
“工会自己的力量有限，可能需要督促公司去完善管理，改进一些福利制度。”他说。
除了慰问等日常事务，工会上下最近在忙的事情，就是推动各行业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按照广东省统一规定，他们分区域、分行业在各个企业筹建制度，并增设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指导劳资双方开展工资协商。
最近，工会还把自我权益维护等条款一条条印在普法小册子里，发给工人。
由于现在的工作比做民工时清闲些，周述恒开始闲不住。连续两个周末，他都走上广州街头，和环卫工人们聊天。建筑工地也是他爱去的地方，见到工人干活时就帮帮，休息时就聊聊天。而工人们也乐意跟他讲真话，“毕竟我就是农民工嘛，他们不防备。”
只求按时发工资
在来广州之前的12年，周述恒一直待在福州。16岁，他由堂哥堂姐带领，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到达福州，开始了打工生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用刺鼻的令人作呕的香蕉水去抹废件上的字”，并且首月无工资，此后先后在塑料厂、钟表厂、电子厂等工厂，摸爬滚打12年。
作为一名多年的打工者，周述恒对打工群体异常了解。在他眼里，这个群体的多数都很不自信，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饱尝城市人的歧视，而不会主动去抗争、去维权。
“比如我刚去的两个建筑工地，问他们的希望，工人说只要求工资不拖欠，如果能给每一个人都买上工伤保险就更好了。”
有个环卫工人的话让他印象深刻：“工资现在才1300左右，要是有1500啊，睡着都会笑醒。”
这些朴实的愿望常常让周觉得心里发酸。
当然，他们的工资待遇，比之周述恒十多年刚出来打工时要好很多。那时候，他记得，一个月六七百元的工资很正常;而现在一般能拿到1000左右，再加上加班，能拿到1300左右。
至于除工资外的社保待遇，周述恒鲜有享受，他清楚记得，待过的近100家单位里，只有一家台资企业主动跟工人们签合同，还给他们上保险，当时有点受宠若惊。
“以前工作难找得要死，谁还管有没有合同，给钱就干。”周说。
他了解到，现在的情况比之前好得多，拖欠工资、不签合同的都少了，但是他仍然给出一个惊人的数据：“就我所经历的，起码还有70%以上的没签劳动合同，没有医保社保。比如很多建筑工地，你随便问一下，除了大的建筑公司，中小型一般都不会签的，承包出去的就更不可能。”
失声的民工
下一步，要推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周述恒有自己的思考。
在他看来，农民工没有太大的奢望，能按时发工资，能买上工伤保险就好了，很多人甚至都还不太知道养老保险。
就这点看，相关工资制度、社保制度的完善是必要的。但周有个疑问，无论什么制度，能不能可行，是不是表达了农民工的诉求，还是个问题。
他认为，一直以来，他们表达自己呼声的渠道还是太有限。
并且，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觉醒也是个问题。很多农民工自身不愿惹事，“有的单位没按时发工资，始终要不到，他自己就算了，换个地方继续打工。至于其他的，他更不敢想。”
同时，由于离乡背井的工作居住环境，他们自己也很谨慎，除了老乡和亲戚外，工友们很难团结起来，共同去争取具体利益。
制度完善也是个迫切的问题。
周在自己书里反思：“国家，虽提供了一个农民打工的场所，却没有很规范的制定与打工相关的制度。以致本书中提到的黄牛党，黑中介，职业病，工伤，讨工资，做小姐，留守儿童，小混混，等一系列故事应运而出。”
目前身在工会的他还认为，工会力量的增强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建议赋予工会更大的责任，以及代表工人的真正权力。
他在书里这样感叹：“到现在，中国的城市与农民已纠葛为一体，但却又壁垒分明。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但农民在城市缺失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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