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职业教育观之差异
 

杨福家

几个真实的故事
    1. 四十余年前在丹麦

    40多年前我在丹麦玻尔研究所工作。第一次准备通宵在加速器上做实验前，很担心常用仪器出故障，自己又修不好。这样，不但实验做不成，反而会浪费加速器的时间。没想到，当仪器工程师知道我晚上要用仪器后，下班前就为我准备了5台，以防万一。

    9个月后，当我有了研究结果准备去国际会议作报告前一周，一位技师主动到我办公室说：“我知道你要去作报告，你要用的幻灯片我已做好了，你看要不要修改？”听了这话我很感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程师、技师出色的工作，我才能集中时间搞研究，准备学术报告。

    这些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的技师或工程师不参加我们的实验，更不会要求在我们发表的论文上署名。他们没有博士学位，一般不会做教授，但是，他们是实验室里不可缺少的人群。他们的工资待遇不一定比教授低，地位却更稳。不同人站不同岗，各擅其长，相得益彰。

    2. 三年多前在美国

    我的一位亲戚的女儿在美国的一所高中毕业。她的SAT成绩为2200分，有可能进哈佛等一流大学。（SAT即“学术评估考试”，由民间团体组织，每年考七次，是进美国高校的敲门砖，含数学、阅读和作文三科，满分2400分。中学生不论哪一年级都可以去考，也不管你考几次，最后可以用最好的成绩去申请进大学。)但是她选择了美国烹饪学院，并得到了她母亲的大力支持。美国烹饪学院的录取率为10%，与哈佛大学（9.3%）相近。哈佛大学世界有名，美国烹饪学院也是世界有名：全世界共有71位烹饪艺术家，其中7位毕业于美国烹饪学院。该学院有句名言：我们讨论美餐，世界会聆听。

    在美国，类似的高等职业学校还有纽约服装学院，它培养了不少世界有名的服装设计师。这些服装设计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以及他们的个人收入都不低于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学生很少有名校情结，他们大都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选择学校，家长也会顺其自然。他们对职业教育的观念与我国目前的情况很不相同。在我国恐怕很难想象，家长们会同意他们的子女能进北大、清华或复旦而不进，却选读高等职业学校。世界上很多名校一再告诫学生：适合你的学校，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学校。在每个学生的头脑中都有火种，但各人的火种不尽相同。家长、老师应当努力帮助学生找到个性化的火种，把他们脑海中的火种点燃，而不是扑灭。

    3. 一年多前在英国、半年前在美国

    一年多前，一位技工来到我们的英国住所修热水器。他告诉我：他5岁进小学，11岁进中学，在16岁中学分流时与班上多数人进了职业学校，另外少部分同学再读两年后进入高等院校。他现在住的房子与很多大学教授的房子差不多。

    半年多前，我在美国遇到修空调的技工。高中毕业时，这位技工除了拿到正规的高中文凭外，还拿到了两张执照，其中一张就是修空调的。他现在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收入丰厚,足以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而且工作稳定，根本不担心失业。他的妻子虽有硕士学位，但现在失业在家。

    上面提到的两位技工都深感自己的工作是社会非常需要的，体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在与之交谈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都十分珍惜和热爱自己现有的工作。他们都持有修理执照。这说明，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对人民负责，保证有资格的人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提高了持证者的社会地位。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中国人自古就懂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因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社会需求必然是各种各样的，年轻人的梦想同样应该是五彩缤纷的。记得在1997年召开的全美大学校长会议上，有人说如果美国的大学都是哈佛，那么，美国的社会要崩溃；接着又有人说，如果培养的人才都是诺贝尔奖得主，那么，美国社会也会崩溃。

    在当今中国，很多学生和家长心目中只有北大、清华或复旦、交大，大都把博士学位当作追求目标。今天，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数量（310个）已超过美国（253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7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也超过了美国。然而，我国高职院校的数量（1168所）却远少于美国（超过2000所）。

    在任何发达国家，高等职业院校都是高等院校的主体。美国有近4000所高等院校，大部分学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其中40%多是两年制社区学院，两年后一部分毕业生可转到本科院校，学分照算；大部分毕业生以他们学以致用的知识和技能直接走上工作岗位。20%是专科类型，两者相加超过美国大学总数的60%。只有18%可授予学士学位，15%可授予硕士学位，6%可授予博士学位，其中能授予博士学位大学的一半（3%）才是所谓的研究型大学。2006年，全瑞士有23200名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学习，有78100名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职业中学的学生毕业后，大约80%—85％就业，15%—20％进入高等职业学院或应用科技大学深造。

    高等院校的结构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社会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因此从小学开始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学习课本知识、应付各种考试上，而应鼓励学生多动手,敢于挑战权威，善于提问，学会与人相处，做好公民。这是国际上已有的教育强国的成功经验。

    中央已经注意到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在2005年11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加强职业教育工作，加快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这次会议还明确了五年目标：中职招生与高中相当；高职招生逾高教一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同志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要“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

转变观念，落实政策
    中央的政策已经十分明确，教育部在落实中央精神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努力使得近几年来职业院校学生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08年全国中职与高职在校生数超过3000万人，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是人们的观念仍未跟上，而转变观念的关键之一又是配套政策的落实。请再看几个真实的故事。

    上海某大医院从国外引进一台高级医疗设备，比起其他城市引进的同类设备，使用效率要高得多，这是因为它有一位水平很高的操作技师，但是他没有博士学位。陪我参观的一位人事干部告诉我，这样的技师的工资是上不去的。结果他只好离职去读博士。得到博士学位后，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不久前，我去某医院看病，院方好意向我推荐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医生。碰巧，这位医生的导师是我的朋友，当晚我就给我的朋友打了电话。不料，朋友告诉我，要搞研究，你可找他；要看病，千万别找他。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位没有博士学位的医生。

    《文汇报》2008年10月31日头版曾登了如下消息：明明是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却从来不上手术台；拿了医学博士学位的外科医生，却拿不了手术刀。

    在国外，一般来说，医生与博士是不同的：医生的主要任务是看病，医学院博士的主要任务是搞研究。医生的工资普遍高于博士。在医院里，医生、博士、护士都是重要的，但他们应各就各位，在不同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作用，不能把博士捧得最高，乃至造成“畸形”。

    职业教育是“行行出状元”的基础，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可是目前我国的高考制度却把考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考生有可能进北大、清华、复旦等研究型大学，第二层次的进一般大学，第三层次的只能进高职院校。

    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可获得一张注有“高职”标识的大专文凭，但依此不能报考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政府公务员，不能报考需要“教师资格证书”的中小学教师，甚至有的地方在“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条件说明”里特别注明：“毕业生范围，不包括委培生、定向生、高职生等。”在这样的环境里，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就成为“学习失败者”，“学业不良”，被同学看不起，遭亲朋冷遇。

    我们必须转变“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的观念。社会是多样化的，人才的类型也应该是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在培养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人才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职业教育更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目标不应单纯针对岗位培训，而应扩大到从业者的整个职业生涯。从这一点上说，职业教育也是满足个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教育。

    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大家族中的重要一员，是关于“谋职与从业”的教育。当今社会生产中更需要技术能力强、知识丰富、交流能力突出的“多面手”，这凸显了企业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由此看来，职业教育是我国当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经济腾飞急需的教育。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央的重视与市场对技术人员的高价聘请，职业教育的形势已开始好转，我国的职业教育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