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深圳百余农民工为争取尘肺病检查而艰难维权的事件，揪着人们的心。这些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工人，由于在工作中常期吸入大量粉尘，多人经普通医院检查被疑患尘肺，但因无法提供工作证明和劳动关系，至今检查受阻。目前，要求尘肺病诊断的工人人数已上升到149人。除了18位可以提供如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工资发放表等直接材料的工人，还有110人无法接受职业病诊断。这110人曾要求甚至哀求过各自的老板为他们提供工作证明，但不是置之不理就是遭辞退。

　　之所以关注深圳这些农民工的命运，是因这样的事绝不止发生在深圳一地。要想到职业病医院看尘肺，首先必须有用人单位愿自证其罪，这个曾将张海超逼上“开胸验肺”之路的规定，如今依然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为此，不得不悲观地设想：假如这110位农民工始终无法证明自己和企业的劳动关系，又该怎么办？他们难道只能默默等待死亡？又或者，被迫用比“开胸验肺”更惨烈的维权方式，再次刺激社会的神经？即使将事情想象的乐观一些，经过漫长的法律维权途径后，这些农民工最终得到了职业病医院的收治，可他们的疾病等得起吗？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迅速确认他们是否患有尘肺，这样的尘肺又是否工伤，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如今，除了极少数农民工有直接材料，证明自己有企业的劳动关系，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相关证据，这正是使他们陷入困顿的重要原因。怎么办？一方面是漫长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是可能日益严重的职业病，任何消极的等待，对农民工的生命健康都是威胁。因此，人性化的做法应该是：一边立即诊治疑患尘肺农民工，一边继续现有的法律维权程序。

　　可是，谁来先行托底确诊他们是否患有尘肺？依靠农民工本人不现实，他们中的不少人，连在深圳的基本生活费都没有，而只好抱病返乡。依靠被诉企业也不现实，就目前而言，即便是有直接证据材料的18名工人，也由于企业方均否认与他们存在劳动关系，致使仲裁庭难以裁决。显然，基于“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在相关法律裁决正式出来之前，事发地政府恐怕应先行托底确诊农民工们的病情，让这些农民工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下一步的有效索赔与治疗。

　　法律的维权之路或许将漫长而艰难，政府的道义和责任关怀却应及时而温暖。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政府都有责任和义务在自己的纳税人陷于困顿之时给予紧急救助（况且，其中一部分将来确诊是工伤的，政府还可以向相关企业追索损失）。同时，在政府先行托底确诊职业病的同时，也要尽最大努力寻找相关证据，最终使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得到解决。只要真正尽了最大的努力，相信很多证据会逐渐浮上水面。而从目前来看，事发地政府的调查力度和救助力度，都还远远不够。

　　推而广之，今后再遇到类似事件，当弱势群体在维权困境中面临生命健康威胁、却得不到救济时，建议政府部门都要及早介入，主动承担相关责任，并且让这种救助成为常态。不让每一个不幸的弱者，因责任扯皮与经济困难而陷于无望等待的绝境，不让漫长的法律维权之路，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是文明之本。当然，也很有必要提醒：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也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包括领工钱的条子、进出工作单位的门卡、开会签到的记录等，都可以证实事实上劳动合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