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的诉求就是我的责任

潘兰英

　1992年，我开始担任黄石丝绸厂工会主席。两年后，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停产了，35岁的我成了“留守工会主席”。面对全厂665名职工下岗待业，161名退休职工失去企业依靠，我流泪了。但我告诉自己要坚强。党组织信任我，职工选举我当工会主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工会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责决不能“关闭停产”！
　　1994年4月的一天，厂长找到我，很和气地跟我说，潘主席，厂里决定以老厂房的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作启动资金，你只要盖上工会的章子就可以了。我犹豫了：老厂房和地产是集体财产，是全厂下岗职工的利益和希望所在。以地产作抵押等于把家底全送出去，那么职工的安置怎么办？想到这里，我说，盖章子可以，但要通过职代会讨论通过，我没有权力擅自给你盖章。厂长一听就火起来了，拍着我的桌子，严厉地对我讲：我是厂长，你一个小小工会主席不听我的，想干什么？！
　　我没有被厂长的“霸气”压倒，义正词严地对他讲：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召开职代会让职工来表决是规定，对你、对企业都有好处，否则，出了乱子你吃不了兜着走！厂长见我不服软，铁青着脸扬长而去，并扬言要罢免我的职务。一些职工听说厂长为此事要罢免我的职务，找到厂领导明确表示，潘主席是我们职工会员选举的，要罢免她我们决不答应！在那些日子里，我格外感到这枚图章的分量，为防止出现意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将工会的图章揣在身上，从办公室揣到家里，又从家里揣到办公室。心想，只要我在，章子就在，职工利益就在！后来，通过政府出面协调，有偿转让了老厂房，解决了180名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在岗工人10年的养老金，我才松了一口气。
　　为帮助职工走出困境，在担任留守工会主席的6年时间里，我常常是上午跑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下午看病人、晚上还要走访特困户。在我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170多名下岗职工谋到新职业，200多户特困家庭得到了救助。在此期间，除了厂里发的一些衣物代卖品外，每年我领取的现金只有563块钱。尽管如此，只要职工家里有婚丧嫁娶的事，我都会代表工会去看望，我要让职工们知道，企业虽然停产关闭了，但党组织还在，工会还在，希望还在！几年下来，我仅有的4000元积蓄花光了。一次，为了悼念一位去世的老职工，我竟掏不出买花圈的50块钱，与店老板讨价还价。老板很不耐烦，说买花圈哪有讨价还价的？我便与他磨，最终他只收了我身上仅有的20块钱，把花圈卖给了我。
　　2000年9月，我被调到黄石市铁山区总工会任副主席。上任后，我和同事们走访了1000多户职工家庭，发现这个仅有6万人的城区，下岗工人竟达4631人。为方便这些职工与工会联系，当时的区委常委、区总工会主席建议以我的名字开通一条热线救助电话。我感到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于是，铁山区总工会“潘兰英热线”救助电话应运而生。通过这条“热线”，我协助区委、区政府，让全区208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与208名特困职工结成帮扶对子，捐资10万余元，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然而我知道，要让职工彻底摆脱贫困，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才是根本。我拿出当年为本厂下岗职工求职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奔忙着。
　　漂染工张铁成下岗后，家里穷得叮当响，儿子爱画画，当爸爸的竟掏不起钱给他买一支彩笔。为给张铁成找工作，我逢人就拜托，不管成不成，都要千恩万谢，带他面试了十几家企业都没有结果。
　　一天，我打听到街道蓄电池厂要招人，赶忙领着张铁成找上门去。人家回答说：“管事的厂长到碎石场去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我怕错过时机，领着他就往山上走。那天，天下着雨，10多里泥泞山路，我穿的鞋子脱了帮，只得光着脚，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厂长被我的行为感动，收下了张铁成。有了工作，张铁成本该高兴，但他却像孩子一样哭起来。他哽咽着说：“潘主席，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大男人跟在你身后，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妈妈送我上幼儿园的情景……”这些年来，为了给下岗职工找工作，我跑遍全市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不知吃了多少次闭门羹，坐了多少次冷板凳，听了多少风凉话。但有一家企业一下子解决了十几位下岗职工的就业岗位，我内心充满感激，兴奋得一夜没睡觉。
　　一些人对我的做法不理解，说我傻，他们讲：那些职工和你非亲非故，你为了他们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图什么？但我不这么想，我是党员，又是工会干部，为职工说话办事，让下岗职工走上工作岗位，让家庭有了欢声笑语，让社会多了安定和谐，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2005年9月13日，随着我调到市总工会工作，黄石市总工会“潘兰英职工维权服务热线”开通。当天，我们就接到电话60多个，接待来访职工20多人。这份信任既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些时候，上访职工情绪失控，进屋就拍桌子，哭闹不止。年轻的同事因为没有经验，感到委屈，常常背后抹眼泪。我就安慰他们说，工会作为他们的娘家人，我们不能在意这些委屈。要知道，求助职工的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职工的每一个诉求，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005年9月的一天，江北大厦女工张和桂跟她的丈夫一起来反映，2004年她买断工龄后，单位至今没有按合同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丈夫为养家糊口外出打工，不幸从12楼的建筑工地摔了下来，无法继续工作。眼看着女儿考上了大学却要失学，夫妻俩一筹莫展。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为他们讨个说法。
　　我了解到，江北大厦负责人曹某，在2003年购买了江北大厦的产权。他在签订协议时承诺，3年内要足额补发包括张和桂在内的167名职工和28名退休工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但他一直没有兑现承诺。
　　我和工会的同事便隔三差五去找曹某。曹某先是不肯露面。后来曹某答应，腊月23给个答复，不料腊月23又推到腊月28。除夕那天，我再次拨通了曹某的电话，他一听是我的声音，“嘭”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万般无奈，春节一过，我将《关于落实破产改制企业拖欠职工安置费及参保问题的建议》提交到市人代会，得到了市人大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曹某因此而房子抵押贷款受阻。他万分恼火地冲进了热线办公室，见到我就大发雷霆：“全市没有人敢提我曹某人的名字，你算老几！”为了职工的合法利益，我与他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直到晚上11点，曹某最终妥协，答应将贷款的资金用来发放职工的补偿金。张和桂拿到补偿金后，当天就和丈夫来到市总工会，跪在工会领导面前，流着泪一个劲地说：“感谢党，感谢工会！”近4年来，我们维权热线共受理职工来电、来访、来信4780多件，为3465名职工追讨工资、解决社保金等1400多万元。我们每办结一件职工托付的事情，坚信职工的心与党就贴得更近；工会对职工的凝聚力、吸引力就更强！
　　去年底的一个大雪天，下岗职工李名寿夫妇提着十双大小不一、做工精细的棉鞋来到热线办。李师傅说：“工会为我们3名职工讨回了拖欠4年的工资，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感谢的办法，就做几双鞋子给你们暖暖脚吧！”这十双棉鞋是李名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精心缝制的。捧着沉甸甸的十双棉鞋，看着密密麻麻的一针一线，我想起了当年老百姓给红军送鞋的情景。我们热线办的同事谁都不舍得穿，心照不宣地把它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激励自己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多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5年过去了，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服务职工上，愧对家人太多。这些年来，我连饭都很少给爱人做。儿子读初中时，看到同学们穿着牛仔裤，非常羡慕，央求我也给他买一条。说实话，一条50多元钱的裤子我还是买得起的，但当时正巧我的结对帮扶对象占桃红一连两次住院，她和读中专的女儿单靠丈夫一个月300元钱维持生活，于是我将手头仅有的200元钱给了她；下岗职工占国庆患胃癌去世，学校多次催他的女儿晶晶交学费，晶晶的妈妈找到了我，我从工资中拿了268元给孩子付了学费；特困职工殷水清托我帮他找份工作，我给他联系了一份送报的差事，谁知招工人员说要先交100元押金，于是，我又掏出100元帮他付了押金。就这样，给儿子买牛仔裤的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直到儿子考上大学我才了结了这桩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