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反哺制”就没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后，各个方面也结合自身情况给予了不同的解读。笔者以为，切实抓住建设新农村的要义，首先应当全面地、充分地认识反哺机制的重大意义。

　　具体说，需要对经济发展中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反哺予以高度自觉的再认识：

　　第一，农业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产业。没有农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城乡人口不能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许多工业部门所需的生产原料也难以得到满足。

　　第二，随着现代工业的高度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在工业部门的推广和应用，相对农业而言，工业产值以几何级的速度不断提升。人们更加关注汽车、房地产、IT这样的创富产业，而对于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已经有些淡薄。

　　在水稻棉花等新品种的研发不断取得成功之后，特别是随着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很多的人相信技术万能，把粮食等农作物生产看作小菜一碟。

　　其实，与大自然关联度最高的农业产业是否与时俱进，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最高标志。所谓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最终要看人们对于农业的态度，看农业的发展水平。

　　第三，由于农村对于自然环境保护的要求比城市更高，其社会经济价值反而没有城市显得突出。于是，人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般舍得对城市化予以资金、人力以及政策上的投入，而对农村的三项投入明显低很多。并且这个思维模式已经被广泛认同，不仅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和谐的后果，也成为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主观因素。

　　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就要果断地采取措施，宁肯把工业产值目标调低一些，也要把资金、人力、政策资源更多地反哺到农村。

　　第四，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富裕人群与贫困人群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拿基尼系数可以解释的。从各国各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快速发展本质上都体现为工业对农业的掠夺、城市对农村的掠夺。

　　尽管不断输送到农村的工业产品客观上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由于现代经济强调以工业为引擎，定价机制强调投入产出，农产品处于定价游戏规则的弱势地位，农业因而继续处于“隐性的”为工业转移支付的地位上。

　　因此，近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基本体现为工业经济学、创富经济学；需要补上农业经济学、和谐经济学或者叫做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一课。笔者以为，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当中，城市人口反哺农村人口、富裕人群反哺贫困人群，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并且强调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是十分务实的。结合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实现这个美好的目标就愈显难度巨大：其一，我们不能简单效仿他国的城市化做法；其二，中央和地方财政反哺农业农村的力度可能有限，特别是按照人均衡量，就更加有限；其三，农村农业的配套改革欠账过多过大；其四，农业人口和农业农村的管理者的整体素质比较低。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既要高估困难，不追求一蹴而就；也要坚决果断，抓住机会，适当加快反哺水平。进补过快，可能引起身体不适；慢了，可能贻误时机。笔者以为，加大农村教育、科技以及农民养老方面的反哺力度，或许应当成为重点。而在住房等城市化设施建设上，或许更应当因地制宜，适度把握。

　　总体而言，从建国以来至今的56年余，为支持国家城市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广大农民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和牺牲。国民经济的积累、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是与三农的支持密不可分的。我们今天反哺三农，就国内而言，是还历史欠账；就全球潮流而言，也是健全现代市场理论体系、完善现代经济文明的必要之举。